比较视角下的 《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 阅读

比较视角下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阅读
辽宁省盘锦市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   景慧颖
摘要：比较，是一切理解和思维的基础。我们可以从“我”的形象特点、写作侧重点、语言特点等维度来比较《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这两篇文章，寻求其一致性与差异性，进而充分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鲁迅的生命状态与创作状态。
关键词：《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比较；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作者创作这两篇散文的社会状态分别是这样的：《记念刘和珍君》写于1926年，正值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而且段祺瑞执政府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忘却的记念》写于1933，正值白色恐怖时期。不同的社会状态，会对作者的创作产生不同的影响，下面就结合文本来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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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文本中的“我”的形象的比较
两篇文本中的“我”主要是1926年的和1933年的，这两个“我”在诸多方面是具有一致性的：第一、都表达了对坚强乐观、追求进步、关怀民族命运的青年人的赞颂。第二、都表达了对青年人牺牲的强烈悲恸：《记念刘和珍君》：“四十多个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艰于呼吸视听，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为了忘却的记念》：“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第三、都表达了对反动政府、刽子手的痛恨。第四、“我”一直是在理性地战斗，也时时劝告青年人要讲究战斗的策略。
但是，由于社会背景不同，以上的“一致性”中还能比较出“差异性”来。比如同样是揭批反动政府，1926年的“我”就显得更加“痛快”，那时的“我”：“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我”直接骂了那个黑暗的“非人间”的社会，直接骂了当局者竟然如此地凶残，直接骂了流言家竟然如此地下劣。因此，1926年的“我”是金刚怒目式的、义愤填膺式的，强调一种要敢于正视现实的使命感与担当精神，“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 （《论睁了眼看》）所以，《记念刘和珍君》更像是一篇明亮的檄文。而1933年的“我”则是以更为含蓄、隐忍的方式来表达对反动政府的切齿之恨。
再如， 1926年“我”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反思青年人的战斗姿态、战斗策略得，劝告他们不要鲁莽，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记念刘和珍君》一文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紧接着鲁迅在1926年4月2日创作的《空谈》一文又说：“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失算。”这显然是对青年人徒手请愿的否定。 另外，在鲁迅的其他作品中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例如《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1926年）《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1925年）《忽然想到》（1925）《杂感》（1925）等，我们可以发挥这些文本的互文性功能，将它们进行对读，以加深对此问题的认识。因此，鲁迅强调对敌人的战斗，不仅仅需要的是勇气，更需要的是智慧与头脑，然而“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杂感》）即不要做形式上的东西。
较于1926年旁观者的“我”，1931和1933年的“我”成为了参与者，亲身实践者的角色，面对着可能到来的生命威胁，1931年“我”是这样做的：“我不是高僧，没有涅槃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而且“这一夜，我就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1933年的“我”是这样诉说的：“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因此，关于如何战斗，鲁迅是很理智的，孙歌在《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中结合《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这首散文诗阐释说：“不是所有的行动都是有意义的，有些表面上看慷慨激昂、毫无私心行动，未必会有正面的效果，有些行动很可能跟傻子砸泥墙一样，它最后成全的是聪明人肤浅的人道主义。当我们搞清楚了鲁迅这样的逻辑之后，我们才能理解他给自己确定的那个战斗位置。鲁迅的战斗，绝不是傻子的战斗，它贯彻了清醒的政治判断。因此，鲁迅拒绝自己的战斗被任何聪明人所利用，他因此不得不以特别的方式使自己的战斗区别于‘傻子’们的战斗。”而鲁迅所认可的是睿智的战士：“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
总之，这两篇纪实散文中的真实的“我”，如果1926年的“我”更多地表现出“嵇康气质”，那么1931年和1933年的“我”则更多地表现出“阮籍气质”，但是两个“我”都呈现出一种理性的反思精神，都展现了那颗对民族未来炽热的、大质量的心，也都包含着反抗黑暗，伸张正义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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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文本中写作侧重点的比较


《华盖集·碰壁之后》：“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国人善于遗忘，记性差。两篇散文的写作目的都是“抵抗遗忘，铭记历史”。这在文本中都有体现，《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为了忘却的纪念》说：“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两个“忘却”针对的对象不同，一则强调的是当时的人们已经忘记了刘和珍等人的牺牲的事情，可恶的流言家还再篡改真相，还在中伤青年人，因此“忘却”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讽刺；而后一篇，是作者为了还清心灵上的欠债，不让悲愤再袭击自己，为了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但是不是要忘记这段历史。由此可知，两篇作品共同指向让当时人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铭记历史，因为人们太愿意遗忘了，所以将这两段历史写成纪实散文。这正如《空谈》：“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相似的事件，但是鲁迅在写作上却有着不同的谋篇布局特征。《记念刘和珍君》有着详细的被虐杀场面的描写，过程的客观叙述，有新闻的零度写作的特征，总之，这时的鲁迅是敢于去播报“时事新闻”的：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这段文字，她，第三人称的使用，拉开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拒绝抒情性、拒绝渲染，力求一种客观性、真实性的呈现与还原。任何一位读者，读了这段文字之后，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整个的牺牲过程是惨绝人寰的，简直是虐杀！
而到了《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对于青年被杀掉的过程，没有详细的交待，整个牺牲的事实的阐述却字数寥寥：
    “但突然得到一个可靠的信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个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这里，我们要注意数字“十”，杀一个人需要“十”颗子弹，可见残忍至极。另起一段的四个字加两个标点，文字量虽然少，但是留下大量的空白，内蕴着大量的信息。这里不仅有悲痛，更有控诉与痛斥！
而且《为了忘却的纪念》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中对与白莽和柔石的交往的叙写过于“絮叨”，很多都看似“闲笔”，很不符合为文的经济简约的原则。但是恰恰是这种“絮叨”，能够以小见大地折射出青年人的品质， 才使得人物的形象具有一定的饱满感、丰富性，不至于干瘪化、概念化。透视这种表现平静的叙事，我们更能体会作者字字是血泪的痛心。这就是作者用“叙事”来隐藏“抒情”，而《记念刘和珍君》中对刘和珍的叙事散落在文本的各处，相关的内容不多，似乎有主观压缩、提炼、聚焦的处理，目的是凸显鲜明的抒情、议论。不同的写作时代背景，也影响着作者谋篇布局、表情达意手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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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文本中的语言特点的比较
《记念刘和珍君》的语言特点是讲究辞采的，情感抒发直露显豁、汪洋恣肆；而《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语言特点是追求质朴的，情感抒发隐晦曲折、含蓄蕴藉。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因此，语言和情感互为表里。
《记念刘和珍君》，在词语选用上，是有充分的考量的，例如下面句子中的加点字：
1.凡我所编辑的期刊，大概是因为往往有始无终之故罢，销行一向就甚为寥落，然而在这样的生活艰难中，毅然预定了《莽原》全年的就有她。
2.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3.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
4.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害者之列。
5.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6.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其中，“毅然”“黯然”“居然”“奋然”等词语是对刘和珍君这样真的猛士的赞美。而“居然”是对反动政府的鞭笞与揭批。而且直接表明立场态度的词语特别多，诸如“悲哀”“愤怒”“阴险”“虐杀”“尊敬”“从容”，等等。
句式整齐，增强语言的力量感，例如“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具有唤醒民众，振聋发聩的效果。
语言强调出现的频率较高，多用转折和标点的停顿来实现。转折词语多以“然而”“但”“但是”“却”等来作为标志，把整个语意的重心放在了后面。标点，有的句子是很长一句没有太多标点，例如“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为十八日在段祺瑞政府前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两君开追悼会的那一天,我独在礼堂外徘徊。”这个连绵的长句，抒发的是强烈的压抑的情感，在客观的叙述中隐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短句，例如“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落网。”语言的冷静、镇定、平实。
还有反语讽刺的恰切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例如“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文明人”“伟绩”“武功”这些词语充分了讥讽。以上，是我们对《记念刘和珍君》 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为了忘却的纪念》这篇散文的语言特点。鲁迅与庄子一样，都面临着恐怖、恶劣的社会现实。“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天下篇》）《为了忘却的记念》用语含蓄，例如“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账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可见当时的反动势力对舆论的钳制之严，这也恰如鲁迅所言的“可是在中国，那时的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
很多语句都是隐晦地、间接地指向当时反动派政府的。例如对自己的书籍流落到“三道头”手上的不满。例如“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再如诗歌中的“城头变幻大王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引用向子期《思旧赋》的典故，都是为了间接地突出当时社会的黑暗。所以，这篇散文的四、五部分语言具有丰富的潜台词。而前三部分的语言平时舒缓。
情绪和语言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不同的“表情”需要不同的语言来营构。《记念刘和珍君》的情绪单刀直入，怒不可遏，全篇充满了投枪与匕首；《为了忘却的纪念》娓娓道来交往经历，始终在约束、节制着自己的情绪。这显然，不同的语言策略的选择，也是囿于文章创作之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
总之，通过比较阅读，我们对《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这两篇散文就会形成一种更为清晰的认知，充分理解不同时代背景下，鲁迅的生命状态与创作状态。
（本文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语文教学通讯》2021年第12期，欢迎订阅，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