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文欣赏] 苏轼艺术人生的三重境界

苏轼艺术人生的三重境界
　　廖馨



    水静而明，火静而朗，生命是贯彻天地人伦的精神，是艺术最高最真实的精神，点亮生命之灯，才能照彻无边艺术人生。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中国古代艺术的根本要求是载道，长期以来只是政治道德的附庸。苏轼自幼接受正统儒家思想，“有笔头千字，胸中万转，致君尧舜”，有着奋厉当事之志。他的早期诗词讽刺苛刻，笔锋尖锐，无不与时事相关。然事与愿违，“乌台诗案”另其命若游丝，更不提平生志向，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艺术抚慰在人生竞技场争斗所造成的疲惫压抑的灵魂获得一种心理平衡。　　
　　在生命的苦闷期中，苏轼的诗词里总萦绕着挥之不去的浓浓的哀愁，惟艺术能安顿其受伤的灵魂，给其人生以终极关怀。　　
　　心随物以宛转，物亦与心而徘徊。贬谪黄州后，苏轼脱去文人的长袍，摘下文人的方巾，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苏轼夜晚放舟于江渚之上，聆听林涛放歌，沉醉花草低吟，品味溪水鸣涧，与月同饮。“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跨越无数的绝壑险滩依然相信风物有情，在蹇涩的环境中苦中作乐，解脱灵魂的枷锁，回归自然。　　
　　云霞荡胸襟，花竹怡性情。他追求爱与美的艺术，在艺术中寻找人生的价值。　　
　　追求爱与美的艺术，以一颗古淡的心与清风白云相缱绻。苏轼不再满眼的刀光剑影，盈耳的鼓角铮鸣；不再耿耿于世间的浊泾清渭，汲汲于万钟之禄。而是反求于心，强调性灵的颐美，心灵的开悟，寄情山水，做无主江山的主人，在大自然的清风中求得自心的安然与舒适。　　
　　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天国。艺术与人生不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将自我人生引入艺术之中，又将艺术的深厚律动渗入人的心理节奏之中，一体贯融，一脉相通。艺术与作者的修养，胸襟，怀抱相结合，通过艺术去体味人生，也在人生中体味艺术。　　
　　“滚滚长江东逝水”，苏轼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让自己生命融于长江之中，袒露天地之外。“盖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千代万代，千载万载，如同一瞬，只由彻悟者才能看到人生的永恒，了悟者可以使万劫变为一瞬，也可使一瞬变为永恒。　　
　　钱穆先生说：“故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重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获得，而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 　　
　　苏轼这最伟大的文化人与最清白的政治家以其不无痛苦得生命蜕变向世人展现艺术人生多能达到的深度、厚度、高度，展现艺术人生所经历的三重境界：　　
　　执著，百折不饶，坚持不懈，不改书生本色的天涯倦客。　　
　　淡泊，激流勇退，随遇而安，不乏平民情怀的精神贵族。　　
　　彻悟，人生如梦，遗世独立，深谙哲学玄思的浪漫诗人。　　
　　他一生执着于对爱与美的艺术的追求，艺术对其人生以终极关怀，最终合二为一。实现人生的艺术化，艺术人生化的完美境界。

衣冠伟人——感悟苏东坡
　　


　　（一）
　　苏东坡做的肉叫“东坡肉”；
　　苏东坡烧的鱼叫“东坡鱼”；（五柳鱼）
　　苏东坡沏的茶叫“东坡茶”；（七碗茶）
　　苏东坡酿的酒叫“东坡酒”；（蜜酿酒”）
　　苏东坡吃的点心叫“东坡饼”；（为甚酥）
　　苏东坡用的砚台叫“东坡砚”;
　　……
　　没有一个文人像苏东坡这样具有旺盛的人气了，他不但活在诗词歌赋案几尺牍中，还活在一个个普通百姓的生活里。他无疑是阳春白雪，但他在下里巴人中也能找到知音。这些以“东坡”为名的什件都可以在古文中找到记载，也可以在百姓中听到传说。何故？苏东坡太聪明了，他是一个生命的哲人，生活的智者，而他高可凌云的才华偏偏又是我们这个受到多少年文化浸染的民族的一种期盼。中国人评论一个文人，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才华。才华二字寄托了中国人的向往，寄托了中国人的浪漫，寄托了中国人的敬佩。
　　中国人喜欢苏东坡，而他的才华、他的道德、他的功绩，也足以让我们可以喜欢。于是，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向往都寄托在这个人身上，所以才出现了“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饼”……不仅如此，我们还编造出了一个“苏小妹”，编造出这个才女洞房夜难倒秦少游的故事，津津乐道。事实上，“苏小妹”在历史中是不存在的，我们说“苏小妹”的才华，不就是为了衬托苏东坡的才华吗？
　　中国古代文人中，受到后世喜欢的，苏东坡绝对排第一。陶渊明太清泊了，他的心境不是一般人能体验到的；李白太飘逸了，让人有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感觉；杜甫太沉重了，让人不敢和他共沐风雨，生怕自己的命途也会沾染舛运；欧阳修太高贵了，连苏舜卿、梅尧臣、王安石、苏东坡都是他的后学门生，还能有几个人敢和他并肩而立？
　　所以我们喜欢苏东坡，他让人能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而他丝毫不亚于任何一个人的才华，让我们喜欢的时候也能理所当然，心甘情愿。儒家修炼他的“苏学”，道家渲染他的“炼丹术”，佛家颂扬他和佛印的友谊，你喜欢诗歌可以吟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果喜欢词曲就低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豪放派说他开“一代词风”，婉约派说他是“一代词宗”，画家欣赏他的《潇湘竹石图卷》，书法家临摹他的《黄州寒食诗帖》，而他官居高位让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屡遭谪贬征示人生坎坷，人生坎坷却依然乐观豁达又能给多少人希望和力量？
　　苏东坡太聪明了，清人程洪《词洁》评论《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自是天仙化人之笔。”这是说他的词，我却把它看成是在说他这个人。如果他只是天仙，可能还真的让人敬而远之，可他是天仙，却偏偏又化作了人，化作了苏轼苏东坡。 　　
　　
　　（二） 　　
　　
　　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颇能体现苏东坡的性情。苏东坡参加进士考，在试卷上论述“赏忠之时，宁失之宽厚，在罚罪之时，当恻然有哀怜之心，以免无辜而受戮”时，他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这种史实颇可证实明主贤君的用人之道，但判官梅圣俞阅卷至此，对有关尧与皋陶此事的记载有点模糊，却不敢公然提出查问，苏东坡得以封进士第二名。考试过去之后，梅圣俞问苏东坡：“尧和皋陶这段话见于何书？我一时想不起在何处读过。”苏东坡说：“我杜撰的。”梅圣俞大惊：“你杜撰的！”东坡回答：“帝尧之圣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苏东坡敢杜撰，是因为他的才华，他的才华让他惦捻先贤犹不足，还要去杜撰先贤；梅圣俞忍让苏东坡杜撰，也是因为苏东坡的才华，他的才华让梅圣俞感觉这个人即便杜撰也有道理。所以欧阳修才说：“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然后又对儿子说：“三十年后，就没有人再谈论我了，那时谈论的是苏轼。”也难怪仁宗皇帝见到苏东坡兄弟，高兴地对左右说：“我为我的儿子找了两个宰相。”
　　苏东坡绝不是一个一直倒霉的人。嘉佑二年（1057），他赴京应试，一举成名天下知。不仅如此，嘉佑六年应制举，又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三等。要知道，整个北宋入第三等的只有四人。那一年他刚刚25岁，可谓春风得意，风光一时。盛名之下，历受了宋仁宗、真宗、神宗三代君主的“知遇之恩”。当苏轼处于党争倾轧漩涡而进退维谷时，高太后还从贬地召回他，并以“拉拢”和“托孤”的口吻对他说，他之所以从贬地起复，实在是“神宗皇帝之意。当其饮食而停箸看文字，则内人必曰：‘此苏轼文字也。’神宗每时称曰：‘奇才，奇才！’”可是苏东坡同样具有所有真正文人具有的敏感和固执，他一生三次遭冤枉，十七次被贬，不能仅仅说是“小人”的诬陷。他以儒家“入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王安石变法，他和王安石争执于朝；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主张变法，他就写《上神宗皇帝书》，同样洋洋万言，反对变法。被贬黄州，在东坡务农之时还上书太守去除杀婴恶俗，成立救儿会。在山东芝罘他只当了三天地方官，就是在这三天，他严惩贪官污吏，并为民请命，上奏取消官盐。他不会掩饰自己的观点，身在其位就要说出自己的感受，不但是在政治上，在生活中，交往中也是一样。如果他讽刺别人写的诗“就像吃了苍蝇，必须呕吐出来”算是玩笑；在风翔为陈太守作《凌虚台记》，说“然而数世之后，欲其求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算是性情；那他为王安石所写的《制词》，早就有人看出了“此虽褒词，然其言皆有微意，览者当自得之”。
　　以苏东坡的智慧，他能不知道这样的“褒扬”会让人看出破绽？可他还是要写，这是苏东坡的固执。
　　苏东坡对什么事情好像都不十分在意，而事实上，他一直固守着自己的思想，他可以在不能说话的时候不说话，一旦要他说话，他就要说心里的话。这不是苏东坡一个人的毛病，而是真正文人共有的通病。很多人注意到他在被贬黄州时写过的《答李端叔书》的一段：“妄论利害，谗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侯虫时鸟。自鸣而已，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真实。”然后他又反省自己，说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如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点所在。这是真的苏东坡吗？也许刚刚经历了“乌台诗案”，刚刚从生死线走到黄州的苏东坡一时会这样想，但这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注意到他的另一段文字：“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答李常书》）“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这才是苏东坡。刚刚以文获罪的苏东坡知道文字的厉害，所以他在这封信的最后加了一句话：“看后烧掉。”这又是苏东坡的天真，既然害怕别人出卖，还对他说什么呀？如果他要出卖你，他会听你的话“看后烧掉”吗？
　　天真与自然有时候是可以同解的，一生崇尚自然的苏东坡一生天真。而这天真，并不是不解风情的愚昧，而是浮光跃金的性情。
　　苏东坡“用之则行”，并且能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但他不“舍之则藏”，他那一颗智慧的心灵参透了人生，所以在不得意的时候也同样不会丢掉自己的性情。
　　1101年，苏东坡亲手为自己打好了棺木，挖好了墓穴，然后平静地走完了自己如梦的人生。
　　
　　（三） 　　
　　
　　如梦人生，人生如梦，这是苏东坡对人生哲理的界定，也是苏东坡人生哲理的核心。
　　“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之后，“人生如梦”得到了中国文人方方面面的诠释。魏晋文人慨叹人生如朝露，唐人李白在梦游天姥，白居易从爱情角度去说人生如梦，李公佑宦海沉沦后做“南柯一梦”......苏东坡呢？苏东坡纯粹从生命意义、生命形式、生命存在的感悟去探究人生奥秘。
　　 梦总是让人想到逃避，想到无奈，想到虚幻，苏东坡的“人生如梦”则是一种豁达的心态，激进的感悟，积极的试验。
　　毫无疑问，苏东坡是大儒，但他对佛、道同样染濡均深，但他又不佛不道，他做的是兼容并蓄。儒家讲究入世，佛家提倡出世，道家追求遁世。经历了人生苦难世道沧桑，好道慕隐独善其身的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起伏出入。这并不奇怪，更何况，佛、道哲学与文人思想结合，本就是宋朝文人心路的基本倾向，它体验了文人的一种自醒、自觉和自重。而在宋朝，对佛、道的向往，将佛、道二经与文艺结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并不是飘逸潇洒的苏东坡，而是严谨固执的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对佛、道是一种敬仰，敬仰佛、道的节操、经义、生活方式，苏东坡却是一种欣赏，欣赏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担纲，以佛家精神超脱，以道家精神养气，这三句话，虽然有点笼统，但也能说出苏东坡对三家的态度。在顺境与逆境的变更中，在入世与出世的交互中，在激情与虚幻的转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荡中，苏东坡得到了融会、整合与统一，从而达到天趣洋溢、生机浩荡、超然无累、自足完满的人生境界。
　　苏东坡“人生如梦”的人生哲理不是突然有一天惨遭迫害悟出的，而是在他人生的旅途中逐渐成熟的。他早期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中就有痕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雪泥鸿爪”的名喻，一方面表现了他初入仕途的人生迷惘；另一方面，也暗含了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的思想。他初贬黄州，写下的《定风波》可以看作“人生如梦”的初步成熟：“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阳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人生不是梦是什么？
　　正是有了“人生如梦”的感悟，他才在一贬黄州时苦中作乐：“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二贬惠州，又津津乐道惠州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三贬儋耳，在几乎连温饱都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还能从“总角黎家三四童，日吹葱叶送迎翁”的纯朴村俗中，体验到“莫作天涯万里客，溪边自有舞雩风”的欢欣。感谢佛、道，虽然苏东坡也有“万事到头都是梦”、“梦中了了醉中醒”、“身外傥来都似梦”的痛苦麻木、逃避现实的人生悲叹，但佛、道思想的清旷达观襟怀成了苏轼在逆境中奋进的精神支柱。正是有了这样的支柱，才让苏东坡找到了更多的热爱生命的理由。因为热爱生命，他才能仕途之失时依然坚守“长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他才能在生活至艰时悠然自娱“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灾难舛途没有愚钝他对生命的灵慧的感悟，艰难困苦不曾消磨他对生活的敏锐的洞察。相反，历经种种之后，他更懂得收藏和珍惜一点一滴的快乐，活出了一派天真、一派精彩。 　　
　　
　　（四） 　　
　　
　　苏东坡坚信儒家“修身、齐家、平天下”的三大铁律，世道沧桑人生巨变又让他不得不从佛、道中得到生活的证据。可他信佛吗？信道吗？信，但他只是从另一种思想中寻找寄托和超脱，他绝不是佛教徒，也不是道士。
　　如果说他和佛印禅师“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磬）有余（鱼）”的故事属于传说；他带着一个妓女入寺庙，并要方丈把木鱼送给妓女算是无稽之谈；他和佛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忙”的故事却是有凭有据。而他晚年多次流露出对“炼丹术”的不信任，又为他不可能成为道士作了注释。想当年李白入道，围着道观疾走三天三夜，这种精神，苏东坡是不屑有的。
　　李清照评价苏东坡的文章：“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词亦尔。”这是说他的文章？难道不是说他的人吗？“不十分用力”而成大家，除了说苏东坡聪明还能说他什么？事实上，“不十分用力”正是苏东坡的性情，也是他成为大家的必然。试想，如果苏东坡事事斤斤计较，时时处心积虑，那还是轻旷神逸洒脱不群的苏东坡吗？
　　苏东坡的书画俱有名气，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称为继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稿》之后的“天下第三行书”。但他自己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
　　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赤壁怀古》开豪放派词风，后来却不复作，这固然和他人生的经历有关，但是不是也有几分“不再纠缠”的味道呢？
　　苏东坡与酒的关系最能反映他的性情。东坡爱酒，诗词中的酒味丝毫不比李白的淡，但他的酒量实在不如李白。他在《东皋子传后记》中言道：“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不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酒量浅而爱饮，饮而不瘾，这不就是苏东坡吗？他说“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在《东坡八首》中他又说“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与他绝交的是旧时官场仕途的同仁，“一日无客”不至的“三子”是开酒铺的潘丙，开药店的郭遘，卖竹子的古耕道。苏东坡并不一定要借酒消愁或寄情于酒醉，“客至未尝不置酒”是他的一种礼节爱好，更是他的清逸超妙。苏东坡后来到了海南也很喜欢酒，自酿自造自取自用，因而取名“真一酒”。酒是“真一”，天底下苏东坡不也是一个“真一”吗？苏东坡哪能不理解其中奥妙，所以才在《真一酒诗》中说：“人间真一东坡老。”
　　宋朝有妓女陪酒的流俗，每有宴席，必召妓以助兴，苏东坡赴宴，常有歌妓请诗，苏东坡十之八九不会拒绝，他的一生，居然为歌妓写了180多首诗词。但是苏东坡好而不淫，我们很少能从苏东坡的诗词中读到淫词浪语，这与他的朋友，一向以句工词险著称的黄庭坚形成了对比。他在元丰六年（1083）为一个青楼女子写下的《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笔调空灵轻旷，寓意悠远回味，竟然成了他的代表作：“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岭南荒远偏僻，生活艰苦，但是有了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心情，就可以把它当作家乡，如白居易所言：“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苏东坡深深理解 “心安即是家”的含义，所以他不管什么时候都不急不躁不愠不火。
　　苏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不是因为不认真不努力不重视，而是因为“心安”。 　　
　　
　　（五） 　　
　　
　　黄州毫无疑问是苏东坡人生的重要一站，不但是因为他人生第一次遭受磨难刚刚从死亡线上走来，也不单是他在这里写作了很多他一生重要的著作，还因为他在这里得到了伴随他一生也伴随了他千古的雅号——东坡居士。
　　“东坡”这个词最早被白居易频频使用，因为白居易也有一个东坡。白居易遭贬忠州（今属四川），曾在城东土坡种花种树，并命名“东坡”，所以才有了白居易很多关于“东坡”的诗文，《东坡种花》、《别东坡花树》、《步东坡》，“东坡”二字被白居易反复吟咏。
　　苏东坡来到黄州，官饷停发，居家生活困难，幸得黄州通判马正卿帮助，在城东求得“故营地”（荒废放弃的军营）50亩给他，苏东坡就是靠这50亩地度过了艰难的四年生活，也是靠这50亩地让一个名字成就了千古英名。
　　很多人在考察“东坡”来历的时候不愿承认“东坡”二字与白居易有关，说白居易之“东坡”实是闲适之情，而苏轼之“东坡”则是生活之需，经济基础不同，使他们的心情不一样，所以说苏东坡与陶渊明的境况更为相似。这种总结恰恰忘了一点，那就是苏东坡对白居易的敬爱。宋人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履行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与物无著，大略相似。”（《二老堂诗话》）苏东坡与白居易是否“大略相似”这是另一个话题，但苏东坡诗词中多引白乐天却是有根有据，“东坡”受到乐天影响应是不假。
　　说苏东坡与陶渊明境况更为相似，看来好像是生活状况、经济基础相似，实际上，苏东坡在黄州和陶渊明在南山更为相似的却偏偏是心情，而不是生活。他们都亲自耕作这不假，但不要忘了，陶渊明是自求归隐，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再去吃那“五斗米”，而苏东坡是被迫无奈，只要朝廷愿意，随时可以再取他性命。他此时的心情和白居易不同，和陶渊明也是不一样。但是，白居易的闲适他不敢想象，陶渊明的洒脱他却能够向往。所以说，陶渊明是寄情于山水田园，苏东坡是寄托于陶渊明。
　　这才有了《江城子》一词：“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这首词的前面有一个序：“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戍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他复又“ 括”陶渊明《归去来辞》成《哨遍》一词，“使家童歌之，时向从于东坡，释耒而歌之，扣牛角为之节，不亦乐乎？”这一段话最重要的一句是最后四个字：“不亦乐乎？”
　　一方面，从精神上苏东坡有陶渊明抛去熙来攘往的污浊世界，纵浪大化，不期生灭的感悟；另一方面，在黄州，他的确也过上了陶渊明一样隐逸的生活。在经历了冤狱生死之后，苏东坡“乐乎”于田野乡间，这是他灵魂的一个歇息。所以我们在苏轼身上，常常也能寻到陶渊明的影子。有人统计，黄州期间，苏东坡几乎把陶渊明的诗应和了一遍，“只渊明，是前身”，可见苏东坡对陶渊明的向往。而这向往，其实就是苏东坡身处不幸的精神武器，他从陶渊明的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形式，生命的另一种乐趣。正是有了这种向往，才使自己没有陷入极度悲观失望之中而不能自拔。陶渊明归隐以后，娱情诗酒、崇尚自然、尽享天伦、体验农趣、抚摸伤痛、不忘忧思的文人雅士之情趣，应该会激起身处逆境中的文化巨人苏轼的情感浪花。
　　但苏东坡与陶渊明不同。陶渊明身处乱世，统治者篡弑频繁，杀戮成性，门阀森严，政治极为黑暗。黑暗的现实已经逼出了像阮籍、嵇康这些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陶渊明以决绝的态度，远离尘世，有他的社会根源。苏东坡却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言论最为自由的时代，王安石变法也好，司马光废法也罢，他们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国富民强。苏东坡和他们的政治观点时不相容，但他毕竟还有一颗激荡的心，一腔凌云的志，一身燃烧的情，一种积极进取的希望。所以他不会归隐，所以他总是一脚走进隐逸的山水，一脚还留在他热爱的人间。
　　
　　（六） 　　
　　
　　感悟苏东坡而不提到王安石是不可能的事情。
　　好像苏东坡的倒霉时时和王安石联系在一起。“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历来被称为王安石的“朋党”。王安石也因此被吐了一千年的唾沫。在林语堂《苏东坡传》中，林先生甚至把王安石称作“王安石那群小人”。
　　这千古奇怨，其实偏偏是千古奇冤。
　　历史对王安石重用“小人”多有控诉，最后把重用“小人”的王安石也称作“奸邪”。且不说“君子”与“小人”有时候是一绳之差，有时候又互相转换，就说王安石为什么会重用“小人”。历史之中，最难的是什么？是改革。王安石改革，朝廷地方有几个人支持？改革需要人才，不要说没有人支持你就无法改革，就是没有人去执行你的政令，改革还能进行下去吗？王安石一朝重权在握，投奔他的人难免会有“小人”，而改革之难，让王安石必须重用他们。这样一个实在太简单的道理，可我们的学者学家偏偏视而不见。
　　苏东坡与王安石初始修好，后来决裂，然后和解。在王安石死后，苏东坡扭转笔锋，斥之为“或首开边隙，使兵连祸结；或渔利榷财，为国敛怨；或倡起大狱，倾陷善良；其为奸恶，未意悉数。而王安石实为之首”。回顾苏王同朝为官，苏东坡曾对“新法”颇有支持；后来上“万言书”，反对变法；苏东坡被贬黄州，积极向王安石推荐秦观，王安石回信“得秦君诗，手不能舍，叶致远适见，亦以为清新妩丽，与鲍谢似之”；王安石被贬江宁，苏东坡前去看望，二人谈佛说文，甚是融洽；王安石死，苏东坡《制词》，文采飞扬却处处形褒实贬……
　　苏东坡斥王安石，这里面主要原因是国家政治问题，他意识到，对王安石的评价其实是对“新法”的评价。但是由政治争论而到人身攻击，这里面有没有“小人”的成分呢？在王安石和苏东坡的关系中，一味的斥责哪一个人是不是有失公允？
　　说到底，这是文人的悲剧，文人和政治结合的悲剧。王安石是文人，苏东坡也是文人。回顾两人的关系，不难看出，他们最为融洽的时候是两个人都被谪贬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惺惺相惜，敬重有加。一旦牵涉到政治，谁也离不开一副有色眼镜。
　　“乌台诗案”历来说王安石作祟，且不说王安石是不是“君子”，就说李定、舒亶、何正臣是不是王安石的“朋党”，这些人拥护王安石改革就是王安石的“朋党”了？那我们今天都拥护改革，我们又是谁的“朋党”？这种推断，实在牵强。而更多的学者学家在分析这件事的时候，甚至没有把“党”这个词的含义搞得清楚。
　　再说“君子”与“小人”。我们不否认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的小人行径，但“新法”反对派攻击李定“母死不守孝”，说连母亲都不孝的人怎么能当官，就有失宽厚，偏偏有点“小人”之嫌，因为李定根本不知道他的生母究竟是谁，他怎么守孝？再说，即便不守又能如何？岳飞以为母守孝请辞回乡还被朝廷差点治罪呢。舒亶却是守孝的典范，他在任地方官时曾亲手杀死一个喝罪了酒追打自己母亲的人，变法的反对派会说他好话吗？舒亶是宋朝状元，从才干上说，重用他并不过分。史书记载何正臣并不坏，而他九岁就被赐予进士出身也足足可以证明他的才华。
　　“乌台诗案”，千古冤狱，这里面，不是一个“君子”与“小人”就可以概括的。苏东坡冤枉，冤枉却不是他的专利，也不是冤枉的极至。历史中没有被冤枉的文人有几个？屈原不冤？贾谊不冤？韩愈不冤？柳宗元不冤？白居易不冤？岳飞不冤？王安石不冤？他同时代的欧阳修更冤，这个发现培养了那么多大文豪的大文豪，这个宋朝文坛的领袖，这个扭转了历史文风的英才，两次被冤下狱，两次被贬，最后心灰意冷，六十六岁病死汝阴。他两次被诬告，一次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养女，另一次竟是有人告他奸淫自己的外甥女。
　　而诬陷欧阳修的人正是后来攻击王安石的那些人。欧阳修也反对变法，但他与王安石一直关系甚好。恰恰是那些与他一起反对变法的人两次诬陷他“奸淫”。
　　王安石诗云：“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他们两个都能听听对方的劝告就好了。可惜，他们都是文人，无可救药的文人。
　　以苏东坡之才而无苏东坡之功，这实在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历史的规律。 　　
　　
　　（七） 　　
　　
　　但是，历史长河同样不会因为苏东坡无皋陶之功而掩盖他的光辉，苏东坡是“真一东坡”。
　　中国只有一个苏东坡。
　　他多才多艺，才华横溢，深厚广博，诙谐幽默；
　　他感受敏锐，思想透彻，胸襟坦白，不拘小节；
　　他挥动如椽之笔，如同儿戏一般，所猎之处，尽收皮囊；
　　他高扬生命的旗帜，生机如春风吹绿，勤于劳作，情趣盎然；
　　他清高孤傲，飘逸不群，又谦虚谨慎，郑重庄严，笑面磨难，率真自信；
　　他热爱生命，关怀百姓，又享受生命，善待百姓，亲切热情、慷慨厚道。
　　“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他本身是一个天仙，却甘愿来到了人间……



苏东坡突围
　　余秋雨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ｄａｎ３］（应为澶字去掉氵－－输入者注）。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dan3］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王圭］。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王圭］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ｄａｎ３］和王［王圭］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越不潇洒，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诬陷者都喜欢把自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
　　我非常喜欢读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前后读过多少遍都记不清了，但每次总觉得语堂先生把苏东坡在黄州的境遇和心态写得太理想了。语堂先生酷爱苏东坡的黄州诗文，因此由诗文渲染开去，由酷爱渲染开去，渲染得通体风雅、圣洁。其实，就我所知，苏东坡在黄州还是很凄苦的，优美的诗文，是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
　　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状态，已被他自己写给李端叔的一封信描述得非常清楚。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
　　我初读这段话时十分震动，因为谁都知道苏东坡这个乐呵呵的大名人是有很多很多朋友的。日复一日的应酬，连篇累牍的唱和，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他一半是为朋友们活着。但是，一旦出事，朋友们不仅不来信，而且也不回信了。他们都知道苏东坡是被冤屈的，现在事情大体已经过去，却仍然不愿意写一两句哪怕是问候起居的安慰话。苏东坡那一封封用美妙绝伦、光照中国书法史的笔墨写成的信，千辛万苦地从黄州带出去，却换不回一丁点儿友谊的信息。我相信这些朋友都不是坏人，但正因为不是坏人，更让我深长地叹息。总而言之，原来的世界已在身边轰然消失，于是一代名人也就混迹于樵夫渔民间不被人认识。本来这很可能换来轻松，但他又觉得远处仍有无数双眼睛注视着自己，他暂时还感觉不到这个世界对自己的诗文仍有极温暖的回应，只能在寂寞中惶恐。即便这封无关宏旨的信，他也特别注明不要给别人看。日常生活，在家人接来之前，大多是白天睡觉，晚上一个人出去溜达，见到淡淡的土酒也喝一杯，但绝不喝多，怕醉后失言。
　　他真的害怕了吗？也是也不是。他怕的是麻烦，而绝不怕大义凛然地为道义、为百姓，甚至为朝廷、为皇帝捐躯。他经过“乌台诗案”已经明白，一个人蒙受了诬陷即便是死也死不出一个道理来，你找不到慷慨陈词的目标，你抓不住从容赴死的理由。你想做个义无反顾的英雄，不知怎么一来把你打扮成了小丑；你想做个坚贞不屈的烈士，闹来闹去却成了一个深深忏悔的俘虏。无法洗刷，无处辩解，更不知如何来提出自己的抗议，发表自己的宣言。这确实很接近有的学者提出的“酱缸文化”，一旦跳在里边，怎么也抹不干净。苏东坡怕的是这个，没有哪个高品位的文化人会不怕。但他的内心实在仍有无畏的一面，或者说灾难使他更无畏了。他给李常的信中说：
　　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虽怀坎［土禀］于时，遇事有可遵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这么真诚的勇敢，这么洒脱的情怀，出自天真了大半辈子的苏东坡笔下，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但是，让他在何处做这篇人生道义的大文章呢？没有地方，没有机会，没有观看者也没有裁决者，只有一个把是非曲直忠奸善恶染成一色的大酱缸。于是，苏东坡刚刚写了上面这几句，支颐一想，又立即加一句：此信看后烧毁。
　　这是一种真正精神上的孤独无告，对于一个文化人，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那阙著名的“卜算子”，用极美的意境道尽了这种精神遭遇：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
　　然而，现在他即便写诗作文，也不会追求社会轰动了。他在寂寞中反省过去，觉得自己以前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一段树木靠着瘦瘤取悦于人，一块石头靠着晕纹取悦于人，其实能拿来取悦于人的地方恰恰正是它们的毛病所在，它们的正当用途绝不在这里。我苏东坡三十余年来想博得别人叫好的地方也大多是我的弱项所在，例如从小为考科举学写政论、策论，后来更是津津乐道于考论历史是非、直言陈谏曲直，做了官以为自己真的很懂得这一套了，洋洋自得地炫耀，其实我又何尝懂呢？直到一下子面临死亡才知道，我是在炫耀无知。三十多年来最大的弊病就在这里。现在终于明白了，到黄州的我是觉悟了的我，与以前的苏东坡是两个人。（参见李端叔书）
　　苏东坡的这种自省，不是一种走向乖巧的心理调整，而是一种极其诚恳的自我剖析，目的是想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他在无情地剥除自己身上每一点异己的成分，哪怕这些成分曾为他带来过官职、荣誉和名声。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在这一过程中，佛教帮了他大忙，使他习惯于淡泊和静定。艰苦的物质生活，又使他不得不亲自垦荒种地，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
　　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幸好，他还不年老，他在黄州期间，是四十四岁至四十八岁，对一个男人来说，正是最重要的年月，今后还大有可为。中国历史上，许多人觉悟在过于苍老的暮年，换言之，成熟在过了季节的年岁，刚要享用成熟所带来的恩惠，脚步却已踉跄蹒跚；与他们相比，苏东坡真是好命。
　　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